从某种意义上讲,席存瑞、以及所有文职官员都应该感谢冯承乾。
大部分人都认为,为中国打下民主政治基础的是吴铁生与刘伯恩,因为吴铁生在连任两届总统之后主动放弃了第三次连任机会,而刘伯恩只是在战争期间当选总统,战争结束之后就主动以健康为由卸任,由副总统接任。更重要的是,刘伯恩在卸任之前,推动国会通过了一条专门针对总统任期的宪法修正案,明确规定每位总统只能连任一次、也最多只能担任两届总统职务。
只是,发挥关键作用的绝对不是吴铁生与刘伯恩,而是冯承乾。
当年,吴铁生放弃第三次竞选,就与冯承乾有关。在劝说吴铁生放弃第三次竞选总统的时候,冯承乾就明确提出,如果吴铁生不肯放弃,他就只能离开新生的中华民主共和国,因为他不再对这个国家抱任何希望。到了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,冯承乾专门找到刘伯恩,最终让刘伯恩做出了卸任的决定。根据外界猜测,冯承乾肯定发出了威胁,让刘伯恩知道继续住在总统府的后果。甚至有传言,在冯承乾单独去找刘伯恩之前,总统警卫队与总统府的卫兵就已经宣誓效忠冯承乾,即只要刘伯恩不肯卸任,冯承乾就将把假戏真做,让他没有能力继续担任总统。
除此之外,冯承乾还为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做出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贡献。
这其中就包括力主让席存瑞竞选总统。
别忘了,席存瑞是中华民主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完全没有军队背景。甚至没有参军服役的总统。
十多年的和平时期,让冯承乾一手缔造的民主政治体系稳固了下来。
更重要的是,民主政治已经深入民心,获得了民众的拥护与支持。
这套民主政治体系,产生了一个极为显著的作用,即政府文职官员的地位、以及所拥有的权力超过了军队的将领。
不可否认,军队里的高级将领依然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。
拿海军参谋长田黛芳来说。在民众心目中,他是与顾祝同齐名的大战名将,为国家与民族做出了极大的贡献。也因此深受爱戴。
只是有一点可以肯定,即军人已经很难对政府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了。
在权力结构中,军人不再是主导者。而是服务者,即军人的价值,就是为政府制定的政策服务,跟着政府的步伐前进。
这样一来,打大打小、或者说怎么打,主要由政府决定。
军人,不过是在政府做出决定之后,去完成政府所安排的任务。
在政府官员中,主张限制军事行动规模的占了绝大多数。
有趣的是,政府官员的立场也与钱有关。
与绝大部分国家一样。中国实行的也是跨年度财政预算,即不以自然年为准,财政年度是从每年的十月到下一年的九月。如此一来,中国政府将在每年的六月着手制订下一财年度的预算案,最迟得在八月底提交给国民议会进行审核。争取在九月份获得通过,以便在十月份启动新的财年计划。虽然在某些年份,财政预算会在国会遇到麻烦,没能在九月的最后一天通过审核,导致财年计划推迟,但是这种情况极为罕见。大部分财年都是从每年的十月份开始。
一九六六年也不例外,即一九六六到一九六七年的财政预算在九月份就获得了批准。
问题是,这份财年预算在获得国民议会批准的时候,战争还没有爆发,而且也没有计划大打一场。
显然,这绝不是什么好事。
虽然每年的财政预算中,都有一笔特别经费,但是数额不可能太多,而且主要用于一些涉及到国家根本安全的秘密项目。比如,几家主要情报机构的额外开支,就来自于这笔特别经费。
在一九六六到一九六七财年度,特别预算只有四十八亿华元。
对个人来说,这是一笔巨款。要知道,中国的人均国民产值在一九六六年还不到三千五百华元。
问题是,对国家预算来说,这笔钱根本就不算多。
要知道,这笔特别预算中,有二十二亿拨给了核武器项目,十七亿是三家主要情报机构的秘密行动开支,剩下的九亿华元主要用于与政治军事有关的对外援助,以及针对外部的秘密行动。
事实上,就算把四十八亿华元全部用上,也不够打一场大规模地区战争。
按照国防部长提交的报告,如果采纳总参谋部提出的战争计划,那么一九六七的战争开支将超过六十亿华元。
显然,钱成了最大的问题。
现代化战争,拼的就是财力,也就是烧钱。
没有足够多的钱,就不可能打赢战争。
更重要的是,战争是个无底洞,谁也无法准确估计出战争开支,因此也就不可能保证按照预算投入之后,战争会顺利结束。
可以说,这也正是事实。
在批准国民议会通过的军事行动议案的时候,席存瑞曾经估计,中国政府要为这场战争支出大约一百亿华元。当时,这还是非常悲观的了,国防部长认为只需要五十亿华元,而财政部长认为大概需要八十亿。当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,中国总共花掉了六百六十亿华元,而且只是直接战争开支。如果把间接开支、以及由这场战争导致的间接损失算上,肯定超过了五千亿华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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